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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涉外合同欺詐案件訴訟與仲裁管轄權之沖突與解決
作者:西寧公司律師網   發布日期:2015-06-30   瀏覽
[內容摘要] 隨著中外商事交往日趨緊密,涉外合同欺詐案件頻發,屢見報端。合同欺詐可依據侵權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同時涉外商事合同一般也會約定仲裁條款,因此極易發生訴訟與仲裁的管轄權沖突。如何回應和解決這種管轄權沖突,我國的司法實踐立場經歷了巨大轉變。通過對此類案件是否涉及第三方共同侵權之情形分別進行分析和探討,筆者認為法院當前所持立場合法合理,值得肯定,同時亦有亟待完善之處。


[關鍵詞] 管轄權沖突 訴權競合 共同侵權 仲裁長臂效力

一、 引言

2012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對一起涉外船舶建造糾紛案件下達管轄權異議裁定,認定中國法院對于該涉外案件具有管轄權。中國地方法院隨后對該案進行實體審理,并最終認定外方當事人構成合同欺詐,最終判決外方當事人向中方當事人賠償人民幣上億元的巨額款項。最高院的這一管轄權異議裁定對于此案無論在程序和實體上的審理均產生了重大影響。此案作為中國企業在涉外商事案件中獲得勝訴的成功典型被新聞媒體廣泛報道,涉外商事案件管轄權沖突問題再次引起司法實務以及理論界的關注。[ ]

我國涉外商事爭議案件的解決方式中,法院訴訟程序與仲裁機構的仲裁程序無疑是處理當事人爭議的兩大最主要程序。大多數情形下,這兩大程序分工相對明確,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具有各自管轄權范圍,并通過適當的合作配合機制,在妥善的處理與解決涉外商事案件爭議中扮演著各自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某些場合,這兩大爭議解決機構仍會發生根本性沖突,從而直接影響案件爭議的處理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沖突莫過于兩大程序的管轄權沖突。近年來,隨著我國涉外商事交往在廣度與深度上的不斷拓展,相關爭議案件頻發,其中涉外合同欺詐案件是極易發生訴訟與仲裁之間管轄權沖突的典型案件類型。

二、 我國司法實踐的立場及轉變

以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多起涉外合同欺詐案件來分析,這類案件共同特征是:涉外合同的當事人之間已在合同中載明仲裁條款或達成仲裁協議,并也已選定仲裁機構。然而,一方當事人又以另外一方或多方當事人實施合同欺詐構成侵權之訴為案由訴至中國法院,并且要求突破仲裁條款,請求中國法院予以管轄和審理案件。

根據對此類案件審理裁判情況的回顧和梳理,我國法院在司法實踐中對前述涉外合同欺詐案件的管轄權歸屬的認定,發生了一定程度上認識和立場的轉變。具體來說,法院因涉外合同欺詐案件是否牽涉第三方共同侵權之情形,從而區別對待兩種不同情形下管轄權沖突問題,并在解決該問題上持完全相反的立場。

(一) 合同欺詐僅存在于合同當事人之間,并不涉及其他主體之情形

對涉外合同欺詐案件,我國司法實踐中,法院判決立場經歷了由支持法院訴訟管轄權轉變為認可當事人之間仲裁協議的約束效力,從而否認法院應當行使管轄權。

案例(1):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訴瑞士工業資源公司侵權損害賠償糾紛[ ]

此案中,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以下簡稱“中技公司”)與瑞士工業資源公司(以下簡稱“瑞士公司”)簽訂了購買9000噸鋼材的合同, 合同中載有將爭議提交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仲裁的仲裁條款。雙方在履約過程中發生爭議, 中技公司以瑞士公司偽造提單進行商業欺詐為由向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要求瑞士公司賠償相應損失。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其敗訴后, 瑞士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訴, 其理由之一是雙方合同中早已訂有仲裁條款, 法院因此沒有此案管轄權。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認為, 該案中瑞士公司利用合同形式進行欺詐, 超出了履行合同范圍, 已構成侵權。雙方的糾紛已非合同權利義務的爭議,而是侵權損害賠償糾紛,該案不受雙方訂立的仲裁條款的約束,并據此駁回了瑞士公司的上訴。

該案判決于1988年,按照當時此類案件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均相對缺乏的情況,此案相當于一個典型判例。盡管我國并非判例法國家,但仍不可否認此案判決對于其他類似案件的重要指導和參考意義,此案也曾一度引起了理論界對法院判決合理、合法性的廣泛探討[ ]。通過此案,可知對于涉外合同當事人之間發生的欺詐案件,當時中國法院在此類案件訴訟與仲裁管轄權沖突之下的解決方式,即,明確認可合同欺詐構成侵權之訴情形下法院具有此案管轄權,盡管合同當事人之間已達成爭議解決的仲裁協議。

此后司法實務界對此類案件判決立場逐漸有所轉變,直至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以公布《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審判紀要》”)的形式推翻了案例(1)中法院所持立場。《審判紀要》明確規定[ ],涉外商事合同的當事人之間簽訂有效仲裁協議約定了合同發生的或與合同有關的一切爭議均應通過仲裁方式解決,原告就當事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具有管轄權。據此,中國法院對于此類案件的判決立場發生了根本轉變:在涉外合同當事人之間已達成仲裁協議情形下,一方以另外一方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侵權為由訴至法院的,法院不再受理,從而完全尊重涉外仲裁協議管轄權。當然,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盡管《審判紀要》的這一規定并未區分此類案件是否屬于共同侵權之情形,但因其規定的是“合同當事人之間”的有效仲裁協議,由此通過文義解釋,可知這條規定并不能適用于多方當事人共同侵權之情形。

(二)合同欺詐涉及其他主體并且構成共同侵權之情形

法院判決立場變遷:由認可仲裁協議的約束力轉變為支持法院的訴訟管轄權。

案件(2):輕紡公司訴裕億公司、太子公司合同欺詐案[ ]
法院立場:認可仲裁協議的約束力,否認法院具有管轄權

1996年,原告輕紡公司與被告裕億公司簽訂了銷售合同,約定由裕億公司銷售普通舊電機給輕紡公司。同年5月6日,輕紡公司與被告太子公司簽訂了《銷售合同》,合同約定由太子公司銷售普通舊機電給輕紡公司。上述兩份合同均明確約定:“凡因執行本合約所發生的或與本合約有關的一切爭議,雙方可以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如果協商不能解決,應提交中國國際經濟仲裁委員會,根據該會的仲裁規則進行仲裁。仲裁裁決是終局的,對雙方均有約束力。”貨物到港后,經商檢查明:“本批貨物主要為各類廢結構件、廢鋼管、廢齒輪箱、廢元鋼等”。輕紡公司遂以裕億公司和太子公司共同侵權給其造成損失為由提起訴訟。裕億公司和太子公司在答辯期內提出管轄權異議稱,本案當事人之間對合同糾紛已自愿達成仲裁協議,人民法院依法不應受理。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是因欺詐引起的侵權損害賠償糾紛。雖然原告輕紡公司和被告裕億公司、太子公司之間的買賣合同中訂有仲裁條款,但由于被告是利用合同進行欺詐,已超出履行合同的范圍,構成了侵權。雙方當事人的糾紛已非合同權利義務的爭議,而是侵權損害賠償糾紛。輕紡公司有權向法院提起侵權之訴,而可以不受雙方所訂立的仲裁條款的約束。裕億公司、太子公司所提管轄權異議,理由不能成立。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判決卻認為,原告與兩被告間均簽訂有仲裁協議,本案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明確約定發生糾紛通過仲裁方式解決,在該合同未經有關機關確認無效的情況下,當事人均應受該合同條款的約束;即使本案涉及第三人,在仲裁庭不能追究第三人責任的情況下,輕紡公司可以以第三人為被告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仍然可以得到維護。最終據此駁回原告起訴。通過這起案件,最高院表明的立場是,盡管涉外合同欺詐存在第三人共同侵權的情形,也應當承認合同當事方仲裁協議的約束力,從而否認法院對此共同侵權的合同欺詐案件具有管轄權,對于共同侵權第三人,法院認為可以另案起訴處理。

案件(3):美國WP公司訴吉化公司及淞美公司共同侵權案[ ]
法院立場:認可侵權之訴的法院管轄權

1999年,美國WP公司與吉化公司簽訂《合作經營合同》,約定共同出資成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淞美公司。該合同第四十一條約定:“凡因執行本合同所發生的或與本合同有關的一切爭議,雙方應首先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如果協商不能解決,應提請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依照其仲裁規則仲裁。仲裁的裁決是終局的,對雙方都有約束力”。

2004年,美國WP公司以吉化公司和淞美公司為共同被告起訴至吉林高級人民法院,稱淞美公司在生產經營過程中,與吉化公司互相串通,共同采取提高原材料價格,為其他企業承擔不合理費用,虛擬虧損事實,拒提折舊費等方式,欺騙WP公司。淞美公司是侵害WP公司合法權益的直接行為人,沒有淞美公司的侵權行為,吉化公司的侵權目的將無法實現。為此,美國WP公司要求吉化公司和淞美公司共同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吉化公司在答辯期內提出管轄權異議,認為按照《合作經營合同》的約定,本案應當由仲裁機構通過仲裁解決糾紛,請求將本案移送仲裁機構。吉林高院認為:WP公司與吉化公司雖然在合作合同中簽有仲裁條款,但該條款只對WP公司與吉化公司有約束力,該條款不能約束WP公司同時起訴淞美公司的管轄權。WP公司雖然與淞美公司沒有合同,但亦不影響對其侵權行為的訴訟,吉林高院對此案有管轄權,吉化公司對此案管轄權提出異議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確認了吉林高院的判決,認為WP公司是以吉化公司與淞美公司共同實施了侵權行為為由提起的侵權之訴。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本案中WP公司訴稱的侵權行為地與吉化公司、淞美公司的住所地均在原審法院管轄范圍內,原審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

本案中WP公司主張吉化公司與淞美公司構成共同侵權,沒有淞美公司的侵權行為,吉化公司的侵權目的亦無法實現,故WP公司對吉化公司和淞美公司提起的侵權訴訟是必要的共同侵權之訴。WP公司與吉化公司之間的《合作經營合同》雖約定有仲裁條款,但該仲裁條款不能約束本案中三方當事人之間的必要共同侵權糾紛,最高院最終表明的立場為確認法院的管轄權。

案件(4):西霞口船廠訴荷蘭西特福公司、芬蘭瓦錫蘭公司合同欺詐案[ ]
法院立場: 再次確認共同侵權情況下法院的管轄權

西霞口船廠(以下簡稱“船廠”)與荷蘭西特福公司(以下簡稱“船東”)簽訂了《船舶建造合同》,約定由船廠為船東建造船舶。《船舶建造合同》約定任何本合同項下或與本合同有關的爭議,合同當事方可以申請于有關國際仲裁。船廠與芬蘭瓦錫蘭公司(以下簡稱“瓦錫蘭公司”)簽訂了《供貨合同》,約定由瓦錫蘭公司向船廠供應上述船舶的設備。《供貨合同》約定與本合同有關的一切爭議均應申請有關國際仲裁。船廠將船舶設備安裝完畢后,瓦錫蘭公司安排協助提供調試工作。2011年,西霞口船廠為船東建造的兩條運輸船舶下水調試,發現主機油壓過低,達不到設計要求。經過檢驗、調查,發現船舶裝配的西特福公司指定采購的瓦錫蘭發動機是二手貨,

船廠遂以船東、瓦錫蘭公司為共同被告,以商業欺詐為由提起與船舶設備有關的侵權責任糾紛。船東、瓦錫蘭公司向一審法院提出管轄權異議,主張由于船東與船廠之間、船舶設備公司與船廠之間均訂立了有效的仲裁條款,法院對由因《船舶建造合同》和《供貨合同》產生并與之有關的一切爭議,包括侵權糾紛,不具有管轄權。

  2012年3月,山東省高院終審裁定:西霞口船廠以商業欺詐為由,提起對三大公司的侵權之訴,理應由侵權行為發生地的青島海事法院管轄,駁回西特福公司、瓦錫蘭公司的管轄權異議。西特福、瓦錫蘭公司于2012年4月申訴至最高人民法院,繼續堅持“中國法院無權管轄”。2012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審裁定,駁回管轄權異議,維持中國法院對于此案的管轄權。此后,中國法院對此案進行實體審理,最終判決西特福、瓦錫蘭公司構成商業合同欺詐并且判決賠償西霞口船廠上億元人民幣的巨額款項。

最高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船東與船舶設備公司惡意串通向其銷售二手船舶設備,兩方系利用“合同”非法侵害船廠的合法利益,構成共同侵權。船廠以商業欺詐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被告承擔共同侵權責任。根據船廠的上述主張及訴訟請求,可以認定,船廠提起的以船東、船舶設備公司為共同被告的訴訟因共同侵權行為,屬于必要的共同訴訟。由于船舶設備公司與船廠之間的《供貨合同》不能約束船東,同時船東與船廠之間的《船舶建造合同》不能約束船舶設備公司。涉案兩份仲裁協議對各方不具有共同約束力。據此,涉案兩份仲裁協議均不能約束本案共同侵權糾紛的所有當事人。據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中國法院對本案具有管轄權。

三、兩種情形下司法實踐立場變化之分析

(一) 并不涉及共同侵權之情形

對于不涉及共同侵權的涉外合同欺詐案件,我國司法實務界對此類案件立場轉變是值得肯定的。這種轉變實質上是承認和尊重雙方仲裁協議約束力的一種立場回歸。鑒于我國早已參加《紐約公約》等國際條約,承認涉外仲裁協議的管轄權,抑制法院的管轄權擴張,是符合國際司法理念和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這也是承認和尊重當事人之間意思自治的表現。

同時,亦有學者從與欺詐有關的侵權爭議的可仲裁性來說明問題, 在我國《仲裁法》制定之前, 我國司法實務界一般認為仲裁的范圍僅限于合同爭議,而侵權爭議特別是因欺詐產生的侵權爭議則屬不可仲裁事項,前述案例(1)即為典型案例。但在《仲裁法》生效后, 法院對此問題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依據《仲裁法》及仲裁規則的有關規定,相關仲裁機構有權受理侵權糾紛,因此此類案件仍應通過仲裁解決,人民法院不應繼續行使管轄權。[ ]
綜上所述,上述法院判決的思路及立場變化,合理合法,應予肯定。

(二) 涉及共同侵權之情形

對于第二種涉外合同欺詐案件涉及共同侵權情形,法院目前所持立場是認可我國法院的訴訟管轄權,筆者認為這種立場有法律依據支持,同時更為合情合理,也符合我國目前涉外商事交往的現實狀況。對此,主要理由分析如下:

1. 法院對此類案件行使管轄權具有法律依據。

依據民法理論,合同欺詐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完全符合民法上的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以此為請求權基礎提起訴訟為侵權之訴。而合同欺詐本身也符合民法上履行合同不能的一種方式,因此受害方又可依據合同本身提起違約之訴。在此種情況下,就構成了侵權與違約的訴權競合狀態。依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訴權競合情況下,當事人可選擇任一訴權。換言之,我國法律明確承認當事人在訴權競合情形下的選擇權。[ ]涉外合同欺詐案因一方必然為中方當事人,且合同標的、履行地等因素一般都與中國具有連接點,因此一般情形下均可以依據相關法律向中國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應具有管轄權。

由此可知,在涉外合同欺詐的共同侵權案件中,中國法院行使管轄權具有法律依據。

2. 共同侵權的合同欺詐案件,一般不宜依據仲裁協議提請仲裁。

共同侵權案件中至少具有三方主體,并且一般來說三方主體之間因為合同權利義務的相對性,會各自簽訂合同,因此會存在多份合同來調整和規制各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且每份合同主體都不盡相同,因此一般不會存在一份合同的仲裁條款同時約束所有當事方的情形。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僅僅存在極少數情況下,各方把所有權利義務全部規定在一份合同中,但就現實商事關系的復雜性來看,這種在一份合同中囊括各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做法并不實際,因此此種特殊例外情況沒有專門討論的價值,即使出現這種情形亦可直接按仲裁協議處理,法院管轄權一般不宜介入。在共同侵權行為存在于三方以上主體時,依據仲裁協議的相對性,仲裁協議約束力只能及于具有仲裁合意的相對人,而涉外合同欺詐案件共同侵權案件的各方當事方之間因為欠缺共同的仲裁合意,從而一般不宜適用仲裁管轄。此種情形下,由中國法院管轄該共同侵權之訴更為合理。

當然,此問題上有必要討論關于“仲裁協議向第三人擴張” 理論,學界也有稱之為“仲裁長臂效力”理論[ ],筆者認為此種理論對于本文所討論的涉外合同欺詐案件的管轄權沖突意義不大。首先,“仲裁長臂效力”本身目前欠缺國際法以及國內法的明確規定,而主要是屬于一種理論探討[ ]。其次,對于本文所探討的合同欺詐的共同侵權案件也不宜適用。在共同侵權案件中,仲裁協議本身的擴張性應當予以限制。當事人仲裁合意是仲裁法律制度的基石,仲裁權的行使是建立在當事人間自愿基礎之上,沒有合理合法依據一般不能予以任意擴張,仲裁機構任意管轄仲裁協議之外的案件將極大損害一國的司法管轄權。根據國內外理論與實踐,一般情況下,只有在“提單轉讓、合同轉讓、清償代位、法人的合并與分立、自然人死亡或法人破產、注銷”等基礎類型以及“揭開公司法人面紗”、“關聯公司、關聯交易、利他合同的第三人”等特殊情況下根據具體案情可能實現仲裁協議效力的擴張。[ ]而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仲裁協議的“長臂效力”應用更為局限和嚴格,只有極少數情況可以突破仲裁合意而擴張仲裁協議的約束力。[ ]

退一步說,即使本文所探討的涉外合同欺詐案件存在可能適用“仲裁協議效力擴張”的情形,這僅表明此種共同侵權案件仍可以提起仲裁程序,而并不能否認和排除當事人可對于前述共同侵權案件提起侵權之訴,即不能據此排除中國法院對侵權之訴的司法管轄權,換言之,訴訟與仲裁的管轄權沖突仍然存在,而仲裁協議的“長臂效力”理論并不能用以徹底解決此種管轄權的沖突。

3. 從我國涉外民商事案件司法管轄權的價值追求來說,確認此類案件我國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也有其必要性。

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轄權與國內民商事案件管轄權的確立依據體現著不同的價值追求。就國內案件而言,管轄權問題只是在國內不同地域、不同級別的法院之間進行分配,其所體現的價值目標是方便當事人訴訟、避免對一方當事人形成訴累及對司法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等。然而涉外案件管轄權則是充分實現國家司法主權的重要途徑,體現的價值目標是國家司法主權在國際社會中的維護和便利當事人訴訟,以及提供司法救濟等。[ ]可見,涉外民商事案件在司法管轄權原則和價值追求上有其特殊性。

實際上涉外商事案件尤為如此,商事交往是我國對外交往的核心內容之一,其主要反映一國具體的經濟利益得失。因此涉外商事交往中應該更加注重一國司法主權和商事交易中公平維護當事人權益的價值追求。公平公正的理念是商事交往的基石,因此我國涉外司法管轄權也必須體現這個因素。就我國目前現實國情和國際比較層面來看,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且體量巨大,我國在國際商事交往中仍基本處于較弱勢的地位,我國的現有產業絕大多數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下游或中低端,賺取較為低廉的加工、生產利潤。同時,產品定價權往往被國外企業或組織所控制,國內商事主體大多缺乏議價能力,處于弱勢地位。[ ]此外,國外往往在相關行業發展相對成熟,其相關行業的規則、制度發展的比較完善,一般早已建立起支持該產業發展的爭端解決機制,其中若干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建立就是支持相關產業發展的重要制度設計,這些國際仲裁機構主要以英美法為仲裁規則[ ],因此涉外仲裁的外方當事人更熟悉仲裁的游戲規則,往往能夠主動地影響規則制定以及仲裁裁決結果。

此外,涉外商事交易中,外方當事人大量采用事先制定的規范化格式范本與國內企業簽訂商事合同,這類合同中一般都明確規定了有利于外方當事人的國際仲裁條款。而國內企業因處于弱勢地位又急于接受訂單,往往只能被動接受,很難與外方當事人談判修改仲裁條款。并且,國內企業法律意識淡薄,且基本不熟悉國外仲裁規則與程序,一旦遭遇仲裁,完全無法招架,絕大多數會選擇忍氣吞聲,這種現象反過來又助長外商的優勢心理,造成欺壓甚至欺詐國內企業的案例不斷發生。[ ]另外,仲裁程序具有一裁終局和保密性特征,因此當事人即使遭受不公正待遇和裁決也很難再有救濟措施。

在此種國際商事交往的大背景下,我國涉外商事案件司法管轄權就不能不蘊含“維護公平、平等的交易秩序”這一價值追求。而司法救濟又是實現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因此在有相關法律依據支持的情形下,面對涉外商事案件訴訟和仲裁管轄權之爭的局面,強調我國法院對此類合同欺詐案件的司法管轄權,亦值得肯定。

四、 結語

經過上述分類梳理和分析,筆者認為兩種不同情形下我國目前司法實踐所持立場均為合理合法,值得肯定。對于第一種涉外合同欺詐僅存在于合同當事方之間的情形,法院解決訴訟與仲裁管轄權沖突的方式是回歸到尊重并認可當事人之間的仲裁合意的思路上。而第二種情形下,當第三方主體介入涉外合同欺詐的情形下,法院解決訴訟與管轄權之爭的方式是從最初“消極”對待沖突,轉變為強調對整個共同侵權案件的司法管轄權。對于這一司法實踐立場的巨大轉變,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將其定性為司法權的過度擴張,而應當是我國法院對共同侵權案件中仲裁協議約束力的重新認識,以及結合現實國情對法院自身在涉外管轄權中發揮作用的重新定位,也是我國涉外商事司法管轄權追求“維護公平、平等”價值的應有之義。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我國法院目前對第二種情形的司法實踐立場并不能完全解決涉外合同欺詐案件的管轄權沖突,因為法院沒有也不可能認定此類仲裁協議無效,也即司法權的介入并不能排除仲裁協議管轄權。仲裁協議的當事人仍然可以就爭議提起國際仲裁,最終可能出現國內訴訟程序與國外仲裁程序同時進行的情形,以致出現矛盾判決結果的可能性。此外,由于各國在該問題上的處理立場各異以及國際判決、裁定執行的復雜性, 法院判決書及仲裁裁決書均有可能被拒絕執行。因此,涉外合同欺詐的共同侵權案件管轄權之沖突仍將長期存在。

筆者建議,我國法院目前在司法實踐傾向于確認國內法院具有管轄權的情形下,應當更進一步,通過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將涉及共同侵權的涉外案件管轄權明確規定于立法文字,以保證此后同類案件得到類似處理。同時,通過在國際條約和司法協助層面積極與國際仲裁機構溝通、協調,促進此類案件涉外司法管轄權的有效認可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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